周兆呈的博客

不仅仅“也是香港人”

Tue, 02 March 2010 17:14:17 +0800

数次重大事件对香港的新移民社群产生不同的冲击，成为他们确立与香港关系的转折点。虽然未必所有新移民都如此，但仍可以从这些年轻人的感悟中观察整体社群的心理轨迹。

不仅仅“也是香港人”

（2010-02-28）

● 周兆呈

　　不久前主持《蜗居》编剧六六在国大的讲座时，有听众提问时要求原籍安徽的六六，比较移居上海和新加坡的不同。

　　基于个人的经验，做一些感受的比较，当然可以。但要求这种比较时，也容易陷入误区。对中国人来说，移居上海和新加坡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中国人在国家内部的城市之间流动，不会面对疆界、关卡的限制，国民教育、成长的制度、社会背景基本一致，对移居地的心理预期，也和移民到另外一个国家大相径庭。因此，如果没有对这样的前提确立明确的认知，所作出的比较结果，难免失之客观。

　　要清楚了解国家之间人口流动的关系，并不困难。只要能够建立这样的意识，并且在流动的过程中不断对彼此的制度、政权、社会体系进行进一步的比较，就可以划分之间的界限。

　　对中国新移民来说，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流动关系，就是从中国内地移居到香港的新移民。他们的特别之处在于，经历过类似两个国家之间的“对立”，也有同属一国的现状。香港人在身份认同中的困惑、疑虑，他们也同样有过，而且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得还更为复杂一些。

　　香港的友人送来《也是香港人——七字头的新移民志》一书，作者是7位1970年代在中国大陆出生、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移民香港的年轻人，他们用文字记录自己的移民故事，以及对中国与香港关系、对香港身份确认过程的思考。香港科技大学副教授谷淑美在序言中说，他们写的文字是“关于移民、关于两代、关于成长、关于身份、关于回忆，也关于香港”，“场景是我们熟悉的，时代是我们共同经历过的，但是故事却是我们不曾全然听过的”。

　　这几位作者的父母或是祖父母辈大多在大陆经历过政治运动的高压，但也因为拥有海外关系，得以在国门初开之时，就移居香港。这些父母有的当年已经五六十岁，接近老年，仍放弃经营了半生的事业，带着尚未成年的儿女，追求一个和年龄极不协调的梦想，最根本的目的不外乎是为儿女创造一个新的起点。

　　他们在香港，只能从底层辛苦做起，一位50多岁移民香港的母亲先后曾在雅加达、广东、北京、石家庄、天津成长与工作，大学毕业，在她的自传初稿里有一页是记录人生不同阶段的大纲，记下哪一年在哪里做什么，1984年移居香港之后的23年，只有八个字：以下在香港做苦工。

　　回首1970及1980年代，正是香港最为繁荣安定的时候，在那个年代的大陆与香港的力量对比中，香港社会对大陆移民的歧视无处不在，从父母辈的学历和技术不获承认，到校园里因为不谙英文和粤语而遭受到的压力，甚至有人因此在学校里整整五年没有开口。遭受歧视的主要原因是“贫穷”。当时大陆经济匮乏，到香港后更是反差巨大，只能从事底层工作，慢慢打拼出头。但是社会现实对移民也是残酷的，不接受可以走啊，这就是一条硬道理，只有自己适应社会。

　　除了生活层面，对很多在香港的新移民来说，面对中国大陆与香港关系的转换，经历其中重大的历史事件，自我定位都会受到历史漩涡的影响，心理的冲击和调适，和港人的心态大不相同。如同书中两位作者所言，1989年，“于我最大的影响莫过于切断与一个想像中的‘祖国’最后的一丝相连”，“那一年，他们发现了‘中国’，而我则在他们的发现里，感受了‘香港’”。

　　1989年到1997年，香港逐渐迈向回归，这些新移民却开始逐步接受自己为香港人。当年好不容易离开大陆来到香港，不久又面临回归，97成为百味杂陈、情绪纠葛的百感交集。2003年时的七一游行，他们对社会运动的积极参与，又让他们感到与香港的接近，与大陆的不同，从而确立自己的香港身份。
　　数次重大事件对香港的新移民社群产生不同的冲击，成为他们确立与香港关系的转折点。虽然未必所有新移民都如此，但仍可以从这些年轻人的感悟中观察整体社群的心理轨迹。

　　吊诡的是，在香港舆论自由的环境之下，他们认为新移民的发声管道似乎仍然有限。在谷淑美的序言中说“多年来在内心深处所积压的默然与噪动。默然，那是因为他们未敢发声、亦未能发声；噪动，则是因为边缘的位置赋予了他们透悟社会权力最敏锐的触觉”。因此，通过这七个年轻人的故事，“在文字间能让我们听到无声背后最响亮的呼喊。”

　　香港新移民的故事，仅仅七个年轻人显然是不足以涵盖的。

　　同样，新加坡数十年吸纳新移民的过程中，形成了好几代的移民故事，背景、经历、感悟各有不同，多一些书写，多一些反思和梳理，无论是写这个国家的气息，还是写城市与人物的交织，最终借助书写，有助建构彼此的关系，让彼此看得更清楚一些。

　　（联合早报专栏）

商业渗透的胜利

Wed, 24 February 2010 17:03:01 +0800

商业利益集团如果认为自身资本积累阶段的手法行之有效，再将其复制实施到社会公权力和舆论领域，内中夹杂诸多潜规则和特色式的手法，暗通款曲、左右逢源，实现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侵蚀社会公正、恶化价值标准，那才是最需要加以警醒的。

商业渗透的胜利

（2010-02-21）

● 周兆呈

　　公司的团拜活动，除了布置热闹的过年装饰之外，组织者也在自由餐时间播放中国央视的春晚节目录像。大家来回走动之间，看着屏幕上那些绚丽的服装、炫目的歌舞、惊险的杂技，听着经典的新年音乐，是很符合春节期间的气氛感受的。没人关心主持人讲了什么，一些节目和话语又代表了怎样的政治特色。不在意，一笑了之，也就不会有任何的影响，要的只是单纯以娱乐的功能看一台晚会。

　　如果能够撇开晚会中附加的诸多政治操作，或以轻松的心态观看，大概就可以最大程度上单单注重春晚的欢庆功能，既对春晚中的典型的意识形态宣传淡然，也对春晚中的商业渗透没有那么直接而敏感的反弹。

　　在海外看中国春晚的这种心理，和目前中国一些社会舆论对春晚的批评会是大异其趣。基于生活的环境、对春晚的要求以及对商业手法的熟知程度，生活在中国的民众对春晚所蕴含的价值取向、节目水准、以及操作模式还是非常在意的，换言之，围绕春晚的批评，其实已不单单是针对晚会的节目本身，涉及到的是对中央电视台的垄断地位、官方意识形态对媒体的控制、以及对政治化与商业化联手侵蚀之后的扭曲之感。

　　可以这么说，中国人除了形成除夕夜看春晚的传统，也已经开始形成“骂春晚”的新传统。春晚有政治宣教的任务，骂春晚的声音则有反宣教的诉求，春晚中不断展现商业渗透的迹象，反对声浪则有反商业侵蚀的批评，春晚的节目内容涉及各行各业，挑剔者也会对内容进行全方位的审视。从这个角度看，春晚是观察中国民情的一面镜子，照出的是观点多元和社会生态的万象。

　　今年的春晚，政治宣传和商业渗透，都达到了赤裸裸“直言不讳”的地步。政治宣传自不待言，基于春晚在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在海外日益扩大的节目影响力，以及央视自身的功能定位、配合意识形态的要求，在节目中贯穿政治宣传也是在政治情理之中，属于不可放弃的舆论宣传阵地。人们也不应寄望春晚成为中国政治改革或是舆论宽松的试验田，而节目中的政治套语，就和平日存在的一样，观众要么置若罔闻，要么让它走走过场，寄予“理解性的同情”。

　　而商业渗透，则是通过在央视春晚中的直露展示了胜利。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大潮中，诸如家电、生活用品、烟酒等消费类商品，越来越善于借助传播树立品牌，以及制造特别事件的轰动效应从而在消费者中形成印象，实现产品的被广泛接受，可谓商媒合作、各得其所。媒体具有传播的影响力，商家以特定的广告投资获得巨大的销售回报。在两者合作的过程中，其实一直存在博弈和角力。除了在商言商的纯广告之外，媒体作为文化产品，首先依托的是内容，商家也希望尽可能以内容的方式呈现，进行包装，以伪装示人。

　　媒体与商业互有攻防，也互相依托。在商业的无孔不入面前，媒体的专业操守以及对内容的坚持，其实是艰难而慢慢倒退。

　　春晚节目中频频可见置入性的行销广告，寄望的是受众在无意识之下，对并非以直接广告的形式出现的产品信息产生认可、接受或亲近感。置入性行销不可怕，怕的是粗糙、生硬、弱智的方式。目前遭到批评的那些置入性行销，手法还是很简单、毫无新意，因此才会被揭穿。观众寄望看到“清纯”的节目是不可能的，那些商家也不可能放弃任何的渗透机会，批评只会刺激他们在以后创造更高明的手法，然后再被高明的观众发现，批评之后再度循环。

　　其实，以春晚来说，追求商业利益固然很重要，但应该并非它的最主要目标。它完全可以做到以纯粹的广告方式，而不是低劣的置入性行销手法破坏节目的内容。现在它愿意放弃外界寄望它会坚守的原则，就很耐人思量，看来是商业利益巨大的游说能力、公关技巧以及社会对经济利益趋之若鹜的价值影响，才是春晚商业渗透如此赤裸裸的原因。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些商业利益集团的存在和渗透，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它们努力争取实现资本的扩张，不断争取更多的资源，而且也会寻找政治和舆论上的代言人，增加话语的空间，因此会借助一切可能的手段，达致自身的目标。这是它们前进成功的动力。因此，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如果它们能够借助传播技巧的完善和创意，并对提升社会审美意识有推动作用，那是积极的。但如果认为自身资本积累阶段的手法行之有效，再将其复制实施到社会公权力和舆论领域，看似属于提升品牌、促进发展的商业运作模式，但内中却夹杂诸多潜规则和特色式的手法，暗通款曲、左右逢源，实现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侵蚀社会公正、恶化价值标准，从整体的社会角度，那才是最需要加以警醒的。

　　（联合早报城外城专栏）

“中国式习惯”的光荣与傲慢

Tue, 09 February 2010 18:57:18 +0800

中国的崛起、复兴，投射的是千年光荣的梦想，但是中国的恶习或是落后之处，却同样可能因为崛起而被山峰掩藏。

“中国式习惯”的光荣与傲慢

（2010-02-07）

● 周兆呈

城外城

　　和家人在东海岸的一家酒店中餐馆吃饭，餐厅装修典雅、屏风相隔，极富中式风情。在靠近包间的展示柜上，不同隔层摆放着茅台、五粮液等不同品牌的中国名酒。这是在本地餐馆不太常见的景象，喻示着一些餐饮习惯的逐渐改变和新兴市场的形成。

　　《新汇点》曾在去年底报道本地市场的中国酒已经从10多年前的没落走向复兴。一方面是因为越来越多新移民的到来，中国特色餐馆林立，白酒需求量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则是新中商贸往来增加，中国客户来拜访时，本地商家也会购买白酒款待对方。现在，五星级酒店如香格里拉酒店，还有翡翠、御宝、国际海鲜、珍宝海鲜等著名中餐馆，都常常订购中国白酒。

　　消费景观改变的背后，意味着往来的频繁，也意味着“中国式习惯”在海外的延续。市场一贯现实，有需求就会有供应，这种供应的不断扩大，直接反映出中国影响力透过消费管道的不断增强。若纯粹从商业角度看，属于市场调节的结果，而背后诸多相关连动其实已经不隐自现。

　　不难发现，白酒的消费扩张，显示出外界在市场力量推动之下，积极调整适应中国消费的需求。反向来看，中国特有的饮酒习俗与宴请习惯，在消费能力的支撑下，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得到合理舒展。而类似的习惯扩展，又岂止仅仅是白酒消费而已？这其中，有互惠互利、互相欣赏的接受，也难免会有自以为是、不以为耻的“傲慢”。

　　需要跟中国政府部门、商业企业打交道的外国人，如果不是呼风唤雨的大牌人物，能够让人家随你起舞，就会越来越发现所谓的国际习惯到了中国并不那么管用，很多时候常常不得不改变自己以适应对方，即便是难以忍受的习惯和规则，否则，对方祭出另外的选项让你出局也是可能。因此，要学会喝酒、要学会送礼，要学会忍受对方的失礼和失态。而且，对方还可能自得不已，产生虚妄的满足感和自豪感。

　　清朝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帝国中心心态，遑论向国际接轨。之后在百年积贫积弱、落后挨打中，被迫转向西方寻找规则、学习惯例。这里面有屈辱、痛苦的集体记忆，因此，从民族情感上说，对于西方的游戏规则和由他们主导的国际惯例，中国人既有心向往之、修正自身不足的朝向目标，也有不得已而为之、甚至难免存有遭围堵迫害心理的潜在意识。毕竟，悠久的历史、文化的自豪以及大国的认知，都使得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纠结于极为复杂的心理状态。

　　在攀爬的过程中，中国与外界拉锯的利益对比取决于各自实力和互相需要的程度。比如吸引投资，在发展之初，中国基于饥渴的需求，任何资本、任何产业、任何外商，都会受到隆重接待，随着场景改观、自身的实力增强，很自然地过渡到精挑细选、有效规划、挑肥拣瘦。

　　同样，在与西方周旋的过程中，中国尝到过苦头，也收获果实，与外界接触交往，也不断提升境界的宽阔与视野的增广。但强烈的民族情感会带来高度的民族自尊，有时却也来不及分辨自尊里混杂的自卑、骄傲与自我认知。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应对得当，一些行业虽受影响，但整体可谓全身而退，不像美国、欧洲一些国家狼狈不堪。加上整体国力、经济总量、社会水准、消费实力的持续攀升，国民自信心高度增强，亦是自然而然。

　　站在历史的角度，人们会对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感到欣慰，历史的传统重新焕发青春，千年古国重新捡拾自信，必然也会带来世事沧桑，外界需要重新适应正在不断改观的格局。中国的崛起、复兴，投射的是千年光荣的梦想，但是中国的恶习或是落后之处，却同样可能因为崛起而被山峰掩藏。

　　中国对外的政治、经济、社会交往，原则部分的坚持寸步不让、有理有据，这是国际往来维护自身利益的基础。这种坚持有时则是基于一种弱者自我保护的心态，避免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因此带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和自豪。但是，实力增强后随之而来的一些坚持，却也可能是不合理的偏执甚至是恶习，而外界顾虑自身与中国的利益或实力不对等，往往故意选择视而不见继而接受、追捧，或者纵容、包庇这种恶习和落后，让它们合理化，继续我行我素。

　　久而久之，这些恶习成为习惯，甚至被自得地认为行之有效，尤其是在商业经贸领域。这种坚持无声地流露出强者的傲慢与粗俗，往往是张扬地肆意喧嚣，而不是内敛地展示气质，讽刺的是，相当一部分人还很享受这种傲慢。

（联合早报专栏）

李娜的玫瑰刺青

Mon, 01 February 2010 23:20:41 +0800

虽然李娜的球衣跟大威比起来，还显得保守，但就是这朵醒目的刺青玫瑰，明白无误地展示了李娜的个性与张扬。

李娜的玫瑰刺青

（2010-01-31）

● 周兆呈

　　中国网球女将李娜和郑洁首次杀进澳网四强，除了中国媒体兴奋不已之外，新加坡的媒体也为之一振。看电视转播她和大威对垒的片段，除了欣赏李娜的球技之外，最引起我注意的是她的胸部——胸口上一朵穿心玫瑰的刺青。虽然李娜的球衣跟大威比起来，还显得保守，但就是这朵醒目的刺青玫瑰，明白无误地展示了李娜的个性与张扬。

　　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文身仍然属于某种禁忌，或是与主流、传统的道德观念相违背的象征，属于特定的叛逆、甚至非法群体才会拥抱的身体特征。因此，一般人不会接受文身，更遑论公开展示自己身体部位上的刺青。

　　2004年英国《卫报》派15人的采访团前往上海，进行为期一周采访。回国后连续一周用60多个版全方位报道中国，其中一期我印象非常深刻，用的标题就是“叛逆印记”（Rebel Ink），配的是一张头发焗成黄色的中国青年展示右胸虎头刺青的大幅照片，报道通过中国年轻一代、无论男女，都开始越来越多地接受刺青，来体现80后不同的成长印记和价值观。很显然，《卫报》是把刺青视为中国变化的标尺，对上一代既有价值观的颠覆，以及内心解放、自主的可能。

　　对于年轻人来说，周遭环境、外来文化、时尚潮流的冲击，使得包容度和开放度的增加成为可能。社会指标性人物的言行举止，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和支撑正在形成的另类价值观。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国人在为李娜成功高兴的同时，也就慢慢接受了她的文身，穿心玫瑰也变得可爱，潜移默化之间，实现了某种价值观念的转变与扩充。

　　在更广的层面上，李娜郑洁的成功，会进一步产生示范效应，促进网球的普及，进而为运动水准的提升创造民间基础。这一点，从2004年李婷和孙甜甜获得奥运会女双金牌之后，中国掀起网球热潮就开始了。

　　中国媒体回顾了中国网球从稚嫩、初级到巅峰的历程，确实有趣。1988年，中国首度派人参加温网青少年组比赛，第一次与大满贯亲密接触，运动员那时才第一次知道草地鞋和硬地鞋。尴尬的是，比赛第一天，中国运动员穿着国家队发的粉色裙子前往赛场，但温网只允许运动员穿白色比赛服，而她们和教练都不知道这个规定，结果无法入场。最后是工作人员借了裙子，才完成参赛。

　　这和高尔夫球运动在中国的兴起一样，有着从封闭、保守、简单到逐渐流行、掌握、提高的过程。当年即便是担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闲暇之余打打高尔夫球，还被老干部们批评为“西化”。如今，高尔夫在中国四处开花，职业球员逐渐活跃于国际赛事。

　　从运动看中国的变化，这30年里确实发生太多故事。说一个刺青就代表中国整体运动员的进步，难免有些附会。但说它是中国社会进步中的一个映射或是参照物，并不夸张。这和多年前中国射击女将杜丽参加奥运会前割双眼皮以追求漂亮一样，展现出中国国家体制内的运动员，如今能够更自由地处理个人与集体、国家的关系。

　　更何况，如今可以自如地使用英语、聘请专有外籍教练的李娜和郑洁，已经与中国一贯的国家体育体制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合作关系，她们脱离了国家队的管理，自己组织教练和训练团队，自己安排比赛，并自负盈亏，不用把一大部分奖金交给中国网球协会。这种关系，直接破解的就是政府体育系统原有的条条框框。

　　全新的模式，给运动员带来的是更大的主动权，也给她们带来更多的商业利益——当然，她们需要用成绩来争取。职业化的运作，直接刺激她们的努力。这种方式，很有些像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国有企业改革，总是需要通过承包经营，才能够激发主事者，实现动力和潜能发挥的最大化，最终实现经济增长和个人利益的一举两得。
　　中国足球虽然号称职业化运作，但其实始终是官方管理，目前丑闻缠身，惹人耻笑。两相比较之下，中国的网球、司诺克、高尔夫等个人项目，职业化之后不断在世界崭露头角，这里面，有没有运动“私有化”的原始动力源泉？

　　对中国的个人运动来说，现在或许是最好的时代。有机制变革的空间、有职业化的保证，有商业化的运作、有民族激情的投注，更有中国元素的国际关注，都可以让运动员名正言顺地进行前所未有的挥洒。

　　玫瑰刺青？那又怎么样？

　　（联合早报专栏，2010年1月31日）

年度字的风向

Mon, 04 January 2010 17:25:59 +0800

中国本就是波澜起伏的大江大河，生活其中，没有暗流、潜流的话，大概会太过寡淡。而在新加坡，看过去一年自身、中国和世界的变化，心情则大不同。

年度字的风向

（2010-01-03）

● 周兆呈

岁末年初，最是盘点时。

尽管事件、心情并不会因为日历的设定，到期就会改变，但人们总是需要一个坐标，作为告别的方式，也为未来树立新的坐标与参照。

　　作为媒体，整理、归纳年度事件，也难免在逐条逐件地追溯时，将事件赋予自身的价值判断，并尽可能以具新意的方式呈现。每年都会有轰轰烈烈的事件、每年也都会有意外和惊喜。把这些再翻腾一遍重新入眼，不免觉得大部分人都曾经关注的国家大事、风云时政、经济策略、娱乐万象、体坛八卦，当时看着近，现在离得远。时间真是消磨情感的利器，归根结底，人们心中计较最多的可能还是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的事业、家庭、情感和钱袋。

　　自日本10多年开始宣布年度汉字以来，年度字、年度词评选这几年渐渐在中国大陆、台湾、韩国等流行起来。一个年度字，承载诸多不可言说的故事。可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年度汉字哪里够涵盖错综复杂、风云激荡的社会变化与热点？由年度字，开始无限延伸出年度词组、年度成语、年度句型、年度推语录（Twitter语录）、年度短信等等，借助手机、网络，发散四方，传播者众。

　　这些年度概括中国社会的话语形态与几年来流行的“段子”颇有些相似。不缺幽默、也不乏恶搞，有温情、也有戏谑。人们看时嘻嘻哈哈、毫无负担，但往往击中心头最柔软、最脆弱的部分，到那个状态之时，反照自身、旁观四围，不觉生出三分无奈、五分沉重来。即便不是身处其中，或是利益相关，也难免戚戚然。

　　随手几个中国年度成语：带血GDP、道德飙车、钓鱼执法、悍马心理、开胸验肺、拚爹游戏，一眼瞥去，已经是一连串官商勾结、腐败丛生、道德缺失事件的微缩写真。

　　　一直关注中国新闻的人，对这些成语背后的事件当时可能产生过震荡，如今在淡忘之后再度浮现。再如“一小撮不明真相的烟花”，“人生就像茶几，上面摆满了杯具（悲剧）”、“年度悲哀：脸不见血身不见伤四下无人”、“年度告白：再牛的肖邦也弹不出老子的悲伤”、“年度诡谲：消息并未失实只是尚未证实”。诸如此类，在中国主旋律一片和谐、综合国力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里，年度字词里的风向却是急转直下，底层、基层的感受、评价何以如此反差？

　　2009年的中国，没有2008的大悲大喜，喧闹却一如既往。就像年度字的评选，各有来头，高下难分。有人给出个“房”字，指向高企房价下百姓苦涩的钱包和酸楚的脸。难怪《蜗居》在岁末的中国如此之红，远远超过两年前同名小说出版时的盛况。把准了普通人的罩门之后，观众看的是电视，投射在心的都是自家的伤痛体验。也有人提出“被”字，那是“被自杀”、“被代表”、“被就业”里无数隐形的身影；有人说应该是“墙”字，直指绿坝之类中国式的防火墙。中国民间的智慧与创意，是被重压、迫挤出来的窘迫，明者自明、自有分晓。

　　网络给了民间智慧最大的生存舞台，网络也使得民间的伤悲有了彼此交流、汇集与渲泄的渠道。说其沉重，是这些“年度”来自民间、反映民情，为拆迁自焚的、遭富二代飙车撞飞的、买不起高价房黯然神伤的、遭城管驱赶殴打的。说其无奈，他们都是面对强势屡战屡败的弱小群体，生活的细节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于是，有了形形色色的自我曝光、自我戏谑、自我调侃，说到底也是一种自我疗伤。

　　年度字词出尽风头、风靡网络，端赖其犀利、准确、到位。其实，中国民间对现状的种种不满、批评甚至愤怒，不代表他们不认同中国的高速发展、国力强盛，更多地体现出种种切实的问题和切身的忧虑。很多社会症结的所在，在当前中国的情势下没有合适的管道抒发，因此，这些民间的声音、民情的释放，可视作主旋律以外的一种主流意识。如果当权者、强势者能够不忽略、不漠视、不反感、不打压，而是从中了解民生，辨别民意，又何尝不明了、不反思年度字词里民心之风向呢？

　　年度字词里看中国，是一年回眸时刻的检视：高速增长中伴随惊心动魄，狂飙突进中掺杂不安郁闷，外界不仅看盛世中国的一面，也会慢慢琢磨民间的悲喜欢愁。这，同样是中国复杂、不安现况的一部分，而且是原汁原味的真实面貌。

　　中国本就是波澜起伏的大江大河，生活其中，没有暗流、潜流的话，大概会太过寡淡。而在新加坡，看过去一年自身、中国和世界的变化，心情则大不同。金融危机到了年底，已几近安然渡过；社会虽偶有涟漪，但整体是顺风使帆、循规蹈矩，起伏不大。也许平淡，却没有那么多叫人沉重的故事。如果也来个年度字评选的话，该用什么字好呢？

　　（新加坡联合早报专栏，2010年1月3日）

《蜗居》编剧六六谈新加坡十年路

Mon, 21 December 2009 12:51:26 +0800

从"低学历"阴影到特别骄傲

《蜗居》编剧六六狮城十年路

周兆呈 (联合早报，2009-12-21)

目前在中国热播的电视剧《蜗居》，不少本地观众通过网络观看，其中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不在少数。《蜗居》引起强大的社会共鸣，被称为2009年中国最好看的电视剧，也激发了争议，中国广电总局有官员甚至批评《蜗居》“有很大的负面社会影响，靠性、靠荤段子、靠官场腐败、靠炒作来吸引眼球。”

　　小说《蜗居》的作者、连续剧的编剧，就是10年前移居新加坡的六六。她目前已成为中国人气极高的作家，她的个人生活成为中国媒体争相追逐、关注的对象，甚至出现一些无中生有的报道。已经基本谢绝中国媒体访问的六六，接受了联合早报《新汇点》的专访，谈她10年来在新加坡的经历，遭遇的挫折及美丽。

　　1999年开始，中国网络上出现了“六六”为名的网文，被评论为“行文跳脱飞扬，新鲜灵动，轻松幽默，活泼可亲，散发着生活的智慧和纯真。”十年依旧，日前在接受联合早报《新汇点》的专访中，六六同样保持了灵动敏锐的风格，语言俏皮又不乏深意。

　　六六1995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国际贸易专业，大专学历。1999年9月18日来到新加坡，陪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博士的先生。六六还记得刚来时没大学文凭找工作的艰难，因为学历不够，申请不到就业准证，更尴尬的是，她在找工作时正碰上一则消息，说伪造学历者人数不少，所举的例子里就有她毕业的安徽大学。

　　六六找工作连续找了4个月，毫无结果。她那时每周“工作”两天，周六一大早去买海峡时报，翻招聘广告，然后准备相应履历，周日晚上以前全部投出去。

　　六六去了好多地方面试。她感慨地说，“地图没画的地方，我都去了。有个单位在大士，都跑到新加坡地图外头去了。每次去都充满喜悦和勇气，我英文说得不错，比大多数去的人要好，但最后都失望而归。”

　　有好长一段时间，六六一直为自己的学历耿耿于怀，“在新加坡想申请读书都申请不到，所有新移民可以走的路全部堵死。”

　　不久，六六在丈夫的论文导师家当一个月的临时保姆，照顾导师的孩子。本来只是帮忙性质，没想到最后收到一张600元支票，六六特别高兴：“他给我支票，我非常感谢，因为这比所有的礼物都解决问题。”

天生适合当老师

　　之后，六六开始在补习中心当家教，很快发现自己天生适合当老师。来新加坡半年后，一个偶然契机，她得以到幼儿园去教中文。这家幼儿园的园长夫妇是美国人，妻子凯特是哈佛大学幼儿教育硕士毕业，为了自己的两个孩子，从新加坡美国学校辞职，开了家庭幼儿园。幼儿园需要招聘一名助理，六六由此开始自己梦想的职业生涯。后来学校与另一个学校合并成立了White Lodge Early Learning Center。

　　六六很喜欢凯特，因为她在招聘时英雄不问出处，只看你是不是喜欢孩子。而六六天生喜欢小孩，与孩子亲昵。六六说，“凯特让我非常清晰地看清楚东西方教育的差别，我保留了她西方部分的精华，又加入一些东方教育的精华。我们俩经常在一起讨论一些非常形而上的东西，她觉得我不一样，其他人到她这里来是打工挣钱的，我是不断追她探讨我看到的问题。”

　　2005年10月生了儿子偶得之后，六六就以部分时间方式在学校工作，直到2007年3月离职，事业重心转移到中国。

　　在这期间，六六也带了不少家教，从没流失过一个学生。谈起这一点，六六很自豪，自认教书一流，“我相信在新加坡教书（补习），没几个人像我这样一个钟头最多可以收到100元。他们是看实力说话，觉得你值。我教书的方法与其他老师不同，我不仅仅教知识，更教学习的方法。从我这儿毕业的孩子，没一个厌学的。有的孩子都上大学了，依旧保持学习华文的兴趣。” 　　

六六在新加坡教学期间，积累了很多教学笔记，其中一部分教学笔记，被中国的书商追着要出成书。

网络改变了生活方式

　　六六的几本小说都是在到新加坡以后写出来的，很受中国读者和观众欢迎。她如何把准中国社会热点和变化的脉搏？六六说，“是网络，网络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

　　一天有多少时间在网上？六六说：“不走动的时候都在床上，在床上时都在上网。”于是就有了儿子的至理名言：幼儿园的老师跟偶得讲你妈妈是作家，偶得不理解什么是作家，只是说妈妈是“躺家”——每天躺家里。

　　2007年之后，六六的作品一部接一部，因为拍摄和宣传需要，成了两地飞人。宣传期在中国，采风体验生活也得在中国，写作时、非宣传期则在新加坡，一般一年有七八个月呆在这里。

在新加坡遭遇‘挫折’与美丽

　　六六也向联合早报《新汇点》谈起在新加坡遭遇的“挫折”，比如投稿到联合早报言论版谈伊朗连体婴的课题，未获刊登；当时最大愿望是想当研究生，也没成功。2008年初，那时六六已有些名气，准备申请国大中文系的硕士研究生，“我去一个教授的办公室咨询，还特虔诚地带着我的书去，跟他说我估计我凭自己的实力申请可能不够资格，能破格吗？”教授回答说，不能，要考试。她没参加考试。六六戏称自己有考试综合征，凡是一锤定音的事，自己永远名落孙山。“我需要在没有外界压力，没有催逼的情况下跑马拉松。给我时间和空间，我肯定跑在前头。”

　　虽没上成国大，六六觉得这恰恰是新加坡、中国和美国等地之美，当无人认识你时，衡量的唯一标准只有硬指标。但这个社会永远对有能力、有实力的人张开怀抱。

　　六六说最喜欢新加坡的不急功近利。最简单的例子，修路从不放卫星，从不见挂横幅标语庆祝XX路提前多少天通车。“刚到时，武吉知马路隧道在修，好像三五年后还在修。不急功近利的好处是，修一回后很久都无后顾之忧。你很难看见马路上不是凹一个坑，就是凸一个包，要么垫两片钢板。”

　　六六认为新加坡的第二个好处是人性化，不张扬自己以人为本，但一直默默地做。比方说，这里的草地从不树牌子“小草青青，请勿践踏”，但践踏得多了，踩出路后，政府就在那里铺上一条新路。政府更愿意按照民众的习惯去修正自己的一些理念。　　六六尤其喜欢新加坡这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我在新加坡生活以后，学会了将心放得很平，将脾气降得很小。不过可能跟我个性有关，我在任何一个城市生活，我都在不停地用眼睛寻找美丽。我既喜欢新加坡，也喜欢上海，新加坡适合养老，上海适合打拼。在上海，你有一种血脉贲张的激动。”

　　来新加坡10年，经历过艰难，也收获满足，如今在文学和影视创作上不断攻城掠地，六六笑称，现在终于走出低学历阴影了，而且特骄傲。她毫不心虚地说，也许专业知识比不上博士硕士，但综合素质上肯定不差，可能还胜出。

　　“我最好的朋友，夸我是天才，我说我不是天才，我只是保持了孩童时期的原生态没被破坏。我的财富就是我脑子里的原始森林，很多人的原始森林被耕作过了、砍伐过了、改种过了。”

六六访谈语录：

　　◆谈海派清口周立波（采访当晚，六六刚看完周立波的演出）

　　“周立波是艺术家与思想家的跨学科。很多人经历过社会的历练，但有思考的人少；很多人思考，但能转化成平民语言的少。在这点上，他与我在做同样的工作，但他做得比我好，因为他一场演出只有两个钟头，大家都接受了，我电视剧要演半个月，大家才明白。据说浓缩的都是精华，那就说明他提纯了，我兑水了。”

　　◆谈何时真正觉得自己开始成名？成名的感觉好吗？

　　“从看戏不买票，见的都是我偶像的时候起。不看戏、不见明星的时候，我还是不觉得自己成名了。对成名没感觉，认识我的人都没把我当名人看。我今天晚上跟梅婷（中国著名演员）坐一起看周立波表演，就告诉我的朋友，她认识我好多年了，居然来一句：‘吹牛，拍张照片给我看。’她压根没意识到，我好歹也是响当当的人物了。当然我也没意识到，还到处跟人说，我今天晚上要去见周立波耶。”

　　◆谈人红是非多，被媒体八卦：

　　“今天各大娱乐头条就是六六整容潜逃、逃避欠款。谁都知道是假的，不堪一击，还非要来跟我证实。我没办法应付这些原本不该我应付的事，时间对人是公平的。我一直跟团队讲金字塔理论：当你站在塔尖的时候，除了欣赏风光，傲视寰宇，还要注意到自己肩负整个基座的分量，它同时也倒过来。你承载不了这份重量，那你也不适合登在塔尖。所以我觉得现在一切之于我，都是正常的，没什么不公平。伏尔泰说的，没有所谓的命运，命运不过是考验、惩罚和补偿。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应得的考验。”

　　◆谈为什么新移民也喜欢《蜗居》？

　　“我想，《蜗居》可能不仅仅是上海的故事。它可能是纽约、东京、香港、新加坡，任何一个繁华国际大都市的故事。代表着希望、奋斗、财富和成功。新加坡也许没有蜗居里的故事那么跌宕起伏，但房价不断攀升的紧张感也会引起一大批的共鸣。我今年在新加坡也是感叹，挣的没有涨的多。”

　　◆谈《蜗居》火了之后的收入情况

　　“我可以告诉你，我很满意。我当教师的时候，收入也很满意。衡量收入的标准，不是与他人比较，而是你内心的感受。所以，我从25岁（来新加坡）后，没有一天不在干自己喜欢的事，而最终报酬都很丰厚，我从没考虑过投身进去的时候起点高低，因为我知道我最终会傲立群雄、包括雌。

　　“凡是计较一时收入的人，丢的是一生的潜能。有个写手写了本书，要卖剧本，跑来问我，六六你拿多少一集？我直接跟他说，我从出道起，到现在为止，从没张口跟人说一集多少钱，我都让人家看我的市场价位定，我觉得一直都很合理。以前差我的，后来都会补我，不补我的，基本就知道没下回了。我想谁都不愿意放我走，市场杠杆的作用是最直接的。所以，我工作这么多年，没有任何经济纠葛。患得患失没有前途，包括钱途。”

猛博游击队

Sun, 20 December 2009 13:11:56 +0800

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博客，像中国博客这样，既是个体的网络游击队，又在特性事件中发挥一定组织性，发动成千上万的网民关注与参与。中国社会的剧烈蜕变与层面的复杂多样，造就了全球最大的网络影响社会变革的试验场。

猛博游击队

（2009-12-20）

● 周兆呈

朋友从香港来，带了一本刚刚出版的书《中国猛博》。编者翟明磊也是博客，目前是独立出版人，做一份一个人的报纸。他访问了17位中国知名博主，有的小学毕业，有的则是博士、教授级人马；有曾在中南海办公、参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官员，也有自雇人员；有生活在北京、上海等大都市，也有蜗居偏僻小镇的。他们包括独立评论人吴稼祥、老作家沙叶新、原外交官杨恒均、每日一博的冉云飞、政治学教授张鸣、作家韩寒；还有民间记者老虎庙、律师许志永、画家艾未未、李小乖；媒体人长平、王小峰、连岳；以及自创网站的罗永浩、钱烈宪、翟明磊和唯一的女博客曾金燕。

　　从选择的标准，就可以看出编者的用意和价值取向。这是一群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对国家现状、社会变革及其产生的震荡与问题，毫不客气地针刺与挞伐的人。针砭时弊、嬉笑怒骂、直言不讳、敢说敢讲，是他们的态度与风格，这些人无一例外都可被视为“批判者”的社会角色。

　　书中的人物，在关注时事的网络圈里熟知度都比较高，点击率、浏览量已经形成固定的规模，换言之，他们的观点、立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不在于文字的优美、结构的严谨，而是多元的视角、凌厉的批评、戏谑的调侃，以及个性化的表述，总有一段表达，或是三言两语的点评，激起网民心底深处的共鸣。

　　从2005“博客元年”在中国喷薄而发开始，千军万马探看博客，无数草根一夜开博，目前1.8亿博客、3.4亿网民的惊人规模，也使得网络在中国这样一个科技高度发达、政治仍然控制、矛盾不断激化的社会，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提供了绝无仅有的研究样板。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博客，像中国的博客这样，既是个体的网络游击队，又在特性事件中发挥一定组织性，发动成千上万的网民关注与参与。中国社会的剧烈蜕变与层面的复杂多样，造就了全球最大的网络影响社会变革的试验场。

　　虽然网络平民化，数以亿计，但经过数年洗牌淘汰，最终观点还是归聚到社会的精英面，形成网络世界的“意见领袖”。某种程度上，“中国猛博”中的人物，就属于这一群体。除了借助网络获得话语权的新锐之外，“猛博”博主中不少都和平面媒体有着不解之缘，或是杂志的资深主笔，或是人气极高的专栏作家，或是畅销书作者，拥趸甚多。正职之外，他们把自身经由传统媒体建立起来的名气转换成网络上的无形资产，各自的博客成了书写更随意、更大胆、更直白的阵地，更兼他们往往更新频繁、反应迅速，传播者众。他们在网络世界里担纲的“意见领袖”角色，可能远超过他们通过平面媒体达到的读者量和阅读范围。也有一些则挟网络的人气和声望，杀回平面媒体撰稿，形成有趣的互动。

　　现今的精英博客、草根博客、人文博客，凭一己之观察、批评言论，揭开黑幕真相，点清不明现状，写出一般人不敢道的观点、不畅快的表达，可以说既带有某种启蒙、启发的色彩，同时不乏酣畅淋漓的快感。当然，其中亦会有流言与武断、偏执与片面。

　　书中也附录了“猛博导游”，把博客称为无权者的武器，列出了数百位不同特性、不同领域的博客，洋洋洒洒。目前在网络世界活跃地参与思想讨论、辩论时事、针砭社会的人物，基本都在其中，可以被列为外界如何了解中国网络思想家的“指南”。同时也是外界窥探中国网络监管、社会开放空间的温度计，任何风吹草动，尽在其间。

　这些博客在中国的受落，明白无误地勾勒出一幅中国现实社会的图景。政治的禁忌犹在、官方言论的和谐统一、物质的丰富和精神的偏失之间难以衡量的落差，都使得博客能够展现对主流空间的突破。
　　中国官方媒体的主要任务重在呈现和谐的盛世图景，那么猛博之“猛”就必须靠批评的猛药。然而，对于“中国猛博”，在享受阅读的快感的同时，若不学会抽离，也容易让当事人陷入悲观激愤的情绪而不能自拔。

　　一味的赞美如同鸦片会让人迷幻而不自知，需要有人刺破点醒。一味的批判同样会让人麻木而悲观。了解中国，单单依赖猛博显然是不够的，批判是社会进步的助力，批判者扮演批判的社会角色，而受众，则需要兼听则明。

（联合早报专栏，2009年12月20日）

奥女郎事件---“策划”若登庙堂

Thu, 10 December 2009 16:11:32 +0800

但是这种人才，若居于庙堂，或被公卿大夫们借用同样手法，可能就会玩弄民意于股掌间，这才是比较“可怕”的事情。

“策划”若登庙堂

（2009-12-06）

● 周兆呈

　　新闻会议上听到泰拳与中国散打争霸的新闻，间中还夹有向少林寺挑战、泰拳手放狂言秒杀中国对手的作料，大家的直觉就是其中必然有炒作因素。经过接下来陆续几天的新闻跟进，中国媒体终于爆出比赛推广人如何借助民族情绪，以杜撰的激烈言辞挑起公众注意，并将这种手法自比为魔术。

　　再怎么在事后揭露炒作的内幕，单从传播效果来看，操盘手已经达到了轰动的宣传效应，让这场比赛获得最大程度的关注。看准人们无聊的生活中需要新鲜的刺激搅起波澜，只需要添油加醋，辅以特定的主题素材，就能够引起瞩目。

　　只要达到目的，手段不是问题。这是很多炒作者的哲学。

　　最近另外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奥女郎”。奥巴马访问上海期间在上海科技馆演讲，坐在他后面的一个漂亮女孩被拍到脱去亮眼的红色外套，然后被放上网络，惊艳一时，跟帖无数，随即“人肉搜索”，原来是上海交大研究生。被“发现”芳踪后，女郎再开博客，表明无辜、绝非刻意炒作。

　　看“奥女郎”暴红的轨迹，不是内行人，并不容易识破其中的操作痕迹，或觉得破绽不多。直到有另外的网络策划人向媒体公布内幕，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奥女郎”背后有一个策划团队，由她的经商男友出资10万元人民币，另一家机构出资10万，由北京的一个网络策划团队进行，炒作“奥女郎”的知名度之后，再伺机进入演艺圈。

　　根据网络策划人的说法，策划的第一个阶段是座位。安排好最佳座位之后，女郎脱去外套的动作、时机也都是按部就班。论坛发帖是策划的第二阶段，叫做“发展点”，发到网上后，必然会有“轻解罗裳”、“勾人眼神”等吸引眼球的字眼，让网民热议。第三阶段就是借助传统媒体的宣传能量，为媒体找到“新闻点”，吸引媒体写稿、发稿，成为整个炒作计划中的“爆发点”。然后就是女郎开博客，与公众、媒体、网友互动，则是炒作的最后阶段——“延续点”，延续新闻热度和价值。

　　果不其然，一切皆在策划者的精心计算之中。铺天盖地的报道、热烈不息的讨论、不断进行的转帖，策划公司的成本仅5000元人民币，所达到的曝光率、知名度和传播效果，岂是传统的广告所能企及？在这样的反差面前，非常规的手法才能够获得最大的利益和市场，谁又会不想另辟蹊径、剑走偏锋呢？

　　网络策划与传统媒体互相需要、互相利用，完成了一场惊艳的追逐之旅。待尘埃落定，各有所得，女郎也实现了暴红的目的。网络策划人善于借助传播规律、熟悉网络热点的周期、善用多种网络平台，并且“照顾”传统媒体的需要，从公关公司的角度来说，这场策划算是非常成功。

　　这种事情多了，一方面吊起人们的胃口，但同时也增加对事件的怀疑，背后都有利益的操弄，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是简单直接而又值得相信的。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从事网络策划的相关人才，其实是对社会的敏感度、敏感点以及公众的情绪起伏、痛处痒处有非常细致而准确的把握。从这一点看，他们可能具备连社会学家、政治人物都未必如此敏锐的感知社会热点、了解民间情绪的能力。他们了解人心深处最容易被打动、被挑起的部分，也善于调动看起来煞有其事的资源，比如所谓的网友热议，很多其实是自己发动或雇佣的特定对象，制造所谓的民意和热点。

　　这些人散于江湖，偶尔为舆论提供一些劲爆的素材，挑逗一下骚动的民心，调剂一下苦闷的生活，在全体达致最高潮时再揭露或被揭露真相，让围观人等轰地哑然失笑，随即散去，期待下一次的炒作，对民众过日子来说，却也不是什么坏事，达致娱乐效果。何况还可以对一大部分人进行普及教育，让他们不会在同一个地方被骗两次，炒作的伎俩和判断的能力交相成长，对社会民智的进步倒可能有所助益。现在人们的见识也广了，眼界也宽了，经验也丰富了，一般小打小闹的炒作，还真入不了法眼，这也和之前不断被“忽悠”的经历有关。

　　但是这种人才，若居于庙堂，或被公卿大夫们借用同样手法，可能就会玩弄民意于股掌间，这才是比较“可怕”的事情。凡事预先规划，公布或改变政策时，公众的每一步反应，都了然于胸，按部就班、逐步逐项地实施发布，或是主导某一特定事件，服务特定的目的，对媒体的特性、公众的反应都踩准节拍，制造民意，最终造就高明的政治御术。

　　当然，政府公关或危机处理，与政治操弄或操纵民意，手段可能一致，目的却大相径庭。两者间的性质论定，也往往就在一线之间。

　　（新加坡联合早报专栏）

精英开始精致

Mon, 26 October 2009 17:22:51 +0800

优雅精细的生活，需要有财力做基础。说起来，房产大亨从安徽运“贡品猪肉”，身边人在过程中所费的心力，与梅兰芳的厨师比起来，只怕也不会轻松多少。只不过，两相比较，虽然感觉都在追求精致，但外部的社会环境，其实相差还满多的。

精英开始精致

周兆呈

在上海浦东君悦酒店跟朋友餐叙，席间有位上海的地产大亨，穿着儒雅、时尚。闲谈间聊起如今如何崇尚自然，除了昂贵的有机食品外，他略带兴奋地介绍起最近的安徽之行，在那里尝到农村家养、现杀现做的猪肉，口感和质感与城市里的大不相同，即便是餐馆里精烹细煮过的，也远不及乡村新鲜。更何况，城市里的食品安全还有着这样那样的隐忧。于是拍板决定，每次想吃猪肉时，就由当地直接开车送到上海。

　　几个小时的车程，就完成了从纯朴乡园到国际都会的过渡，也省却了工业化生产中增加的可能具危害性的环节。这位商人具备了丰厚的物质基础，来实现生活品质的飞跃。跟周围的芸芸众生相比，只此一着，就轻而易举地拉开了距离。

　　用这样的故事去看待本月刚刚在中国创刊的《智族GQ》杂志，也就能够读懂所谓的高端男性杂志，为什么有机会、有空间在目前的中国能够争取新的市场。创刊号的封面专题就是《中国新绅士》，拍摄11位代表人物，用不同的层面加以概括中国新绅士的生存状态，包括电影导演张艺谋的“意志”、影视红星孙红雷的“欲望”、房地产大亨王石的“探险精神”、明星刘德华的“处世智慧”、艺术家曾梵志的“传统态度”等等。

　　《智族GQ》杂志是中新社与美国GQ杂志合作出版，合作方式本身已说明中国开放的市场姿态。GQ杂志目前在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出版不同版本，它的中国版本其实是延续了去年《摩登绅士》、法国老牌时装杂志男刊《L’OFFICIEL HOMMES》等一批男性时尚杂志相继进入中国市场的风潮。男性时尚杂志的白热化竞争，映射的则是中国社会主要消费力的增长与成熟。

　　西方媒体曾戏称中国男性给人的总体印象是“考上大学不久的农村青年”，比较勤奋、刻苦、有上进心，但是在个人卫生、衣着装扮、气质品味等方面却相形逊色。

　　在改革开放之初的非消费时代，留着一头长发、衣领有些污浊，牛仔裤长期不洗，那才是不羁的象征。在校园里，这副气质往往最得校花的青睐。如今，消费至上、品牌为大，不修边幅的“颓废装扮”再也无法吸引到美女了，就像自由浪漫的脚踏车春游远远抵不过宝马的魅力一样。

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进步，富裕起来的阶层却不懂得如何花钱，内涵欠奉，而招致“恶形恶相”的批评。那种属于暴发户特有的“只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如同电影《大腕》里的“疯人院”情节，成了平民百姓“仇富”时挂在嘴边的笑谈。

　社会的品味在改变，心理也在蜕变。中国目前活跃的“绅士群体”，拥有财富，热切追求卓越生活。当见惯了世面、拥有足够能力随时去买世界名牌的时候，也就学会了重新理解品位：适合自己、穿着得体。换句话说，以前的中国男人可能注重外衣的打扮，而今，则是更讲究内衣了。

　　如此众多的男性杂志、指导男性的生活典籍近来大张旗鼓地开发市场，意味着中国由暴富转而追求精致的过程的到来。杂志的本质是追求商业利益，但也扮演了推动精致的角色。这类杂志更注重生活和时尚的细节：小至西装大衣该扣哪个纽？意大利皮鞋该怎么保养？早晨的那杯蔬果汁喝什么样的最能补充精力？大至私家别墅的隐私如何保障等等。面面俱到的细节展示，也在完成了对品位、品味从曲解、启蒙、释惑到实践的过程。

　　以往常用的“精英”一词，听来咄咄逼人，未必精致，现在常见的“绅士”则昭告了仓廪足一段时期之后的优裕与从容。中国经济经历了从集约、粗放到精工细作，中国男性的时尚观也悄然由不拘小节的粗犷豪放走向精益求精的婉约，时尚也在中国社会变革中体现出自己的力量。

　　《智族GQ》的创刊号回顾了中国的近代绅士，包括胡适、顾维钧、梅兰芳、梁思成等等。其中，梅兰芳的养生之道令人印象深刻，他每天都要喝一碗鸳鸯鸡粥。不过这个鸡粥可不简单，是“用最好的鸡脯肉、中草药、甲鱼，选精细的糯米作为粥的原料，炖16个小时，煲粥的水则是用砂锅煨出来的老鸡汤，粥煮好了还要用蔬菜汁勾一道芡。如此，这煲粥便散发着浓郁的鸡汤香和清雅的蔬菜香，以国色天香般的翠绿色彩粉墨登场。”

　（联合早报专栏，2009年10月25日）

再见彭丽媛

Mon, 05 October 2009 16:18:25 +0800

这一系列的演出，都不像中国60年国庆演出如此广泛传播，并引人瞩目。彭丽媛打破了中国政治传统，也令政坛文化耳目一新。她的事业没有被政治消磨，仍然保存了自我追求。民间基层对她有充分的认同和亲切感。而这些，对于未来可能接掌中国的习近平来说，是额外的政治财富。而对外部世界来说，也将会看到令人眼前一亮的中国夫人，一如当年典雅的宋美龄。

再见彭丽媛

（2009-10-04）

● 周兆呈

　　十月一日晚的中国国庆晚会，站在千人合唱队中心台上的歌唱家彭丽媛演唱了专为国庆创作的歌曲《阳光路上》，也再次高调地站在了中国舞台的中央。

　　作为现任国家副主席、极可能成为未来中国一号人物的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自2007年中共十七大之后就开始明显淡出歌坛。丈夫的政治走向已经明确，作为领导夫人如何自处，已经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形成既定的传统，即尽可能保持低调、避免带来不必要的议论与麻烦。管制严格的官方媒体同样不会主动去触及她们的私人生活和工作情况，让她们安心地成为领导人背后默默的女人。

　　这种传统除了第一代诸如毛泽东夫人江青、林彪夫人叶群之外，历任的中共高层几乎皆照此办理。或许与饱受江青的所作所为有关，或许与对历史上女人掌政的长期负面评价相连，外界舆论对夫人兵团的抛头露面也并不宽容，理所当然地维持和传承这种传统。这些女性，无论有多优秀，往往因为政治考量，没有机会得以充分地展现自己的才能。

　　对于彭丽媛来说，2007年之后，面临自身事业与政治传统的矛盾。作为中国观众家喻户晓的歌唱家，她的亮丽、活力的来源是舞台，是公众的瞩目让她更为光彩照人。

　　彭丽媛从1986年开始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在不满20岁时，就演唱了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和《我爱你塞北的雪》，打动中国观众。在到2007年的这21年里，只有1990年和1994年没有上场表演，此外的每一年，她都是春节晚会的主角或压轴，唱响了诸多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歌曲。说她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象征，毫不为过。广州的新锐杂志《南方人物周刊》在评选“中国魅力50人”时曾这样评价她：“在内地演艺界，很难找出另一个人比彭丽媛更适合代言中国妹子的形象：面如满月，明眸皓齿，性情直爽，质朴友善，唱的还是民歌，既符合官方艺术价值观，又迎合民间的审美旨趣，她的魅力横跨庙堂和江湖。”

　　两年前，我写过评论《十七大后，彭丽媛的歌声更特别》，认为领导人神秘的传统看来自习近平开始，要做一些新的转变了。因为彭丽媛早就成名的原因，中国媒体在习近平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前就已经充分报道了两人的家庭生活和感情过程。习近平的政坛崛起之路，是中国舆论开放、社会变革、价值观念更新的时代。彭丽媛的存在和能量，则可能因为未来习近平的接班以及国际场合的夫唱妇随，给中国政治带来意外的收获，体现中国领导人形象由保守走向开明的过渡。但基于中国政治的游戏规则和接班人韬光养晦的守成之道，未来几年，很可能难以看到彭丽媛的演出了。

　　2008年央视春晚，彭丽媛没有出现，今年的春晚，同样没有上场。

　　她显然对出现的舞台有所取舍，娱乐性质为主的春晚已不再适宜，而带有国家象征的舞台才能够政治加分。

　　彭丽媛在十七大之后的演出包括2007年11月，在俄罗斯“中国国家年”闭幕式音乐会上以梅兰芳的扮相表演《霸王别姬》。缺席2008年春晚之后，彭丽媛3月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对媒体表示会继续公开演出，她说“我热爱我的家庭，也热爱我的事业。”
　　去年5月四川地震，彭丽媛赴灾区参加慰问演出，她对民众说，“乡亲们要听什么歌可以点！”而在离开一处小学废墟时，彭丽媛在大门口看到了6名正在执勤的战士。得知他们无法看到在汉旺举行的慰问演出时，彭丽媛立即在现场为战士们清唱了一首《士兵兄弟》。

　　2008年8月，彭丽媛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演出歌剧《木兰诗篇》。今年1月，由彭丽媛压轴的“军民迎新春文艺晚会”更出现丈夫在台下欣赏演出的有趣画面。演出结束后，九大常委与演职人员合影，彭丽媛站在胡锦涛和吴邦国中间，比习近平还抢眼。电视画面上，彭丽媛还向温家宝敬礼，不过并没有播出彭丽媛与习近平如何互动的场景。

　　这一系列的演出，都不像中国60年国庆演出如此广泛传播，并引人瞩目。彭丽媛打破了中国政治传统，也令政坛文化耳目一新。她的事业没有被政治消磨，仍然保存了自我追求。与其他领导人夫人不一样的是，彭丽媛在她多年的演出生涯中，去过很多边疆海防、军营哨所、贫困山区、雪域高原、少数民族地区，民间基层对她有充分的认同和亲切感。而这些，对于未来可能接掌中国的习近平来说，是额外的政治财富。而对外部世界来说，也将会看到令人眼前一亮的中国夫人，一如当年典雅的宋美龄。

　　（联合早报专栏，2009年10月4日）

中国国庆中的海外华人

Tue, 29 September 2009 17:51:52 +0800

海外华人可以动员的广度和深度，都与居住国的政策息息相关，取决于居住国客观限定的宽严与否，带有明显的地域化特征。

中国国庆中的海外华人

（2009-09-27）

● 周兆呈

中国媒体9月初一度沉浸在美国白宫南草坪将升起中国五星红旗的兴奋之中。报纸纷纷报道说，“这面中国国旗将于9月20日上午10时由美国大华府地区的华人、华侨亲手升起。这也是中国国旗第一次由民间组织在美国总统府所在的白宫前面升起。”美国白宫随后加以澄清，升旗场所不是在白宫草地上，而是白宫围墙南方又称总统官邸南公园的地方。

　　这一惊一乍的“惊喜”，可谓“虽不中、亦不远矣”。对于在美国的华人来说，无论如何，能够在白宫这一具有强烈标志性建筑的附近，升起中国国旗，民族情感的满足和慰藉可想而知。

　　让他们感到“自豪”的背后，其实显示了美国移民政策的自信、宽松和包容。

　　今年是中国建国60周年大庆，从建国之初的贫穷落后，到如今成为全球举足轻重的大国、第三大经济体，巨大的蜕变确然是在后半个30年间完成。前30年，中国与外部世界处于隔绝的状态，后30年，则是中国人移民海外、遍布世界各地的渐进过程。这批在改革开放之后走出国门的中国人，重新接续了中国与海外华人社会的关系和联结，并建立起新的互动模式。与冷战时期的氛围不同，他们如今在海外得以充分表达对于中国的民族感情，以至于外界甚至会担心海外华人新一波民族主义的到来。

　　但人们也应该看到，这30年间的移民与上一代显示出的最大不同在于，他们在政治倾向和价值观上相对比较超脱，既保留了中国的印记，也融合外部文化的痕迹。他们更能够综合不同的价值准则，然后对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作出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即便是对涉及中国的事件作出反应，也未必尽然一致，而那些与中国政府的立场趋向一致的，更不能简单而粗暴地将之指责为民族主义，因为其中不乏经过理性思考而伴有激情的成熟应对。

　　去年四川地震凝聚了海外华人的人道关怀，北京奥运则激发了海外华人的自豪情怀。延续一年前的自豪，今年的中国国庆，由于对大阅兵及其背后显示的中国国力的高度期望，中国自身提高了庆祝的层次，也自然带动外界的期望以及参与的规模。

　　60周年大庆，使得海外华人对中国的关注度更为提高，同样，海外华人参与庆祝中国国庆的规模和受重视程度也相应提升。中国新闻社近来刊发了一系列海外华侨华人如何举办各项国庆活动，向世界展示中国的特有风貌。从美国的总统官邸南公园的舞狮、戏曲、中国功夫等具有浓厚中国气息的民间表演，硅谷的“中国之夜”晚会、墨西哥旅游城市提璜纳以中国为主题的大型庆典活动，到西班牙马德里举办“庆祝祖国60华诞《腾飞中国》图片展”，悉尼的《60年瞬间图片展》大型图片展，连英国首相布朗也出马，首次为中国国庆录制祝贺短片。

　地震是普世的人道关怀，奥运是体育精神的共享，农历新年则是民俗文化的代表，这些都使海外华人处理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时具备一定的空间。而国庆则更多是国家认同的象征，海外华人的反应与前几种情况明显不同。

　　首先是海外华人的活动方式，与中国国内对活动的定位形成呼应的平衡。换言之，证明了海外华人能否形成规模的社会活动，往往取决于祖籍国的情感动员。虽然欧美国家的海外华人对中国的国庆活动，在多年前就已从“地下活动”转为大张旗鼓的社区活动，这次中国内部发动的大规模庆祝方式，自内向外影响，也就是说，只有中国也在意、认为重要，并给予充分的投入规模，才能够在海外华人中得到相同频率的响应。

　　其次，海外华人可以动员的广度和深度，都与居住国的政策息息相关，取决于居住国客观限定的宽严与否，带有明显的地域化特征。海外华人在欧美等地的热烈庆祝，证明了欧美这些移民国家在民族、移民方面的宽松环境。在那里，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具有多重性，虽然很多人已经入籍居住国，他们无需讳言自己的中国认同，甚至自由地公开表达，华侨与华人似乎没有什么差别。

　　这一点与东南亚相比，显然大不相同。除了仍然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可以相对坦然地庆祝之外，东南亚的海外华人往往谨慎、低调、内敛地参与或看待中国的国庆活动，尤其是在公开的场合，避免引来不必要的质疑，反而不像其他族群一般自如。东南亚的华人会更自觉地以华族的身份认同于当地国家和社会，其身份定位面对明确、严格的要求和舆论压力，与欧美社会的多元、宽松一起凸显了两种环境差异的结果。

　　数十年来，海外华人的地域化特征，尤其是欧美与东南亚的差异，益发明显，未来是否还会继续各行其道？

　　（联合早报城外城专栏）

当妙龄女模也参加阅兵

Tue, 22 September 2009 15:32:16 +0800

但是，对当下的中国人来说，阅兵早已不尽然是所谓集权意志的体现。参加阅兵的大多是80、90后的年轻人，这一代人并没有上一代强烈集体主义的意识，在改革开放中成长，个性极为张扬，经历过地震磨砺和奥运洗礼，他们参与或观看阅兵，体现的是对国家的自豪感，未必尽然是对政权的感激涕零。他们会对社会现实甚至政党政治有所批判，但参与国家庆典照样激情澎湃。这种自豪是来自对国家地位和社会发展的现实认知，而不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因此，才会有20出头的妙龄女模特、年轻海归也报名参加民兵队列的操练。

当模特也参加阅兵

（2009-09-20）

● 周兆呈

　　见识过北京奥运开幕典礼的人，对即将到来的中国国庆六十周年大阅兵，应该是充满悬念而又毫无悬念。充满悬念的是中国将展示哪些新式装备，身着2007式新军装参阅的官兵会如何为场面增色。而毫无悬念的则是效果，中国式的演练与表演，气势、规模以及视觉冲击，一年前的奥运已经让外界充分见识了。

　　今年的大阅兵是中国自1949年以来的第14次国庆阅兵。虽然已有14次，但大部分人其实对阅兵并没有多深刻的印象。因为前11次都是在1949年到1959间举行，每年一次。改革开放之后，仅两次而已，一是1984年第12次国庆阅兵，邓小平检阅，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军备，而是北京大学学生在群众游行队伍中打出的一句标语“小平　您好”。

　　第二次是1999年的阅兵。那时中国携香港回归、国力上升的声势，但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尚未到举足轻重的地步。同样，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认知程度，也不像今时今日如此深入。其后2001年7月北京获得奥运会主办权、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2年上海获得世界博览会主办权，中国开始向世界一系列闪丽亮相，在去年的北京奥运达致高峰，金融危机更抬升了中国的全球经济地位。

　　这10年来，中国国力可谓空前增长，中国人的生活水准、对外视野、个性张扬、舆论空间，都得到前所未有的伸展。但对阅兵的期待，并未因为“市场经济”而减弱。

　　记得以前上中学的时候，年级比我们高的男生有时穿草绿色“军装”，虽然没有徽章，已经让学弟们羡慕不已。曾经有从事警察工作的长辈送了一条“武装带”，可以束在腰间，非常神气。相信大多数的男生，都有过这种对军备和军装格外向往的经历，对飞机、坦克、大炮等武器有着额外的浓厚兴趣。

　　有人说这是男生成长过程中“性别角色自我辨识”的必然过程，而其中更可能涉及权力崇拜和所谓阳刚崇拜的深层因素。少年人不会细析微妙心理，但这也说明这种心理与政治体制并无直接关联，而是成长和审美的自然过程。因此，人们大可用欣赏的角度，看待畅快淋漓的阅兵表演，未必都要意识形态化。

　　中国典籍《左传·成公十三年》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与战争是国家大事，而仪式更在其上。阅兵可以说是两种大事的结合体，有学者因此将阅兵成为国家仪式的典故追溯到此。阅兵的仪式庄严感、队列的威严感，背后是对同一化的热衷，很多批评者认为与国家的意识形态有一定关联，并常以德国导演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Triumph des Willens）作例证，说明集体意志的可怕力量。

　　大规模的阅兵展示的是高度整齐、人工削制的步伐与节奏，物化的武器与物化的士兵，向外界传递综合强力、团体气势和集体服从的效果。因此，很多人会把大阅兵当成是共产国家展示集体主义强权意志的方式。法国、英国基本上每年都举行阅兵式，但没有展示武器，因此属于礼仪性质，颇有些中文所说的花拳绣腿的意味。而现今世界能将大阅兵做到场面具有震撼性效果的，也就是中国、朝鲜，以及曾经是共产世界老大哥的俄罗斯了。

　　但是，对当下的中国人来说，阅兵早已不尽然是所谓集权意志的体现。参加阅兵的大多是80、90后的年轻人，这一代人并没有上一代强烈集体主义的意识，在改革开放中成长，个性极为张扬，经历过地震磨砺和奥运洗礼，他们参与或观看阅兵，体现的是对国家的自豪感，未必尽然是对政权的感激涕零。他们会对社会现实甚至政党政治有所批判，但参与国家庆典照样激情澎湃。这种自豪是来自对国家地位和社会发展的现实认知，而不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因此，才会有20出头的妙龄女模特、年轻海归也报名参加民兵队列的操练。

　　对这种自豪感，外界不能够简单地以集权意识影响的结果来看待。经历过国家磨难、可以直接拥抱外部世界的开放的年轻一代，对待国家和政党的观念，已经没有那么单一化了。对阅兵和背后的民众心理，外界也应该摆脱惯性的分析逻辑。

　　国庆阅兵的预演，在中国媒体工作的年轻朋友去现场观看，回来写下感言：“无数双齐刷刷踢正步的腿，无可避免地让观看的国人油然而生国家自豪感；人海战术的群众分列式开始了，毫无例外地让观看的国人产生国家自豪感。”虽然也感慨兴师动众、劳民劳军，但活动制造出的自豪感，却是自然而然的。

　　华丽自豪的底下，也有一些尴尬。国庆期间，北京成为重点保护对象，天上飞的、水里游的，都要调控监管，确保万无一失。北京市民政局协调外省区市民政部门，集中救助流浪乞讨人员，“力争对流浪人员发现一个帮助一个”，帮助？大概就是遣返回乡了吧。

　　（联合早报专栏，2009年9月20日）

痛的不仅是媒体

Mon, 10 August 2009 16:40:42 +0800

然而最让当政者尴尬的是，即便这些类似“高干子女与富豪”的信息来源不实，进行高调声明后，很多公众还是会选择相信。最终被伤害的，不仅仅是媒体的公信力，也包括自己的。

痛的不仅是媒体

（2009-08-09）

● 周兆呈

　　前天中午，中国的官方通讯社新华社郑重其事地“受权发布”《国务院研究室严正声明》，声明说：“我室从未与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开展过任何联合研究，更没有发布过任何联合研究报告，任何关于我室与上述单位联合发布研究报告的引文和说法纯属子虚乌有”。

　　又是国务院所属机构、又是严正声明的，由新华社“受权发布”，看起来“领导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但是，短短数行字的声明，却含糊不清、目标不明。从字面上看，是国务院研究室否认与其他几个中央级机构有过联合研究，更没有联合发布过研究报告。显然，是所谓的“联合发布研究报告”出了问题。

　　但是问题在哪里？是报告内容失实？造假？那是什么样的内容？讲了些什么？为什么如此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内行的可以看出门道，外行的却看不了热闹。

　　密切留心新闻事件的人，大概可以猜到声明针对的是这几天被大量媒体转载的一则新闻“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91%”。

　　广东《时代周报》一篇名为《贫富分化急遽加大的危险》的文章，在被网络媒体以眼球效应的原则，改成标题《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91%》后，果然耸动、引人瞩目，其他的印刷传统媒体再次跟进炒作，陆续推出以此数据为新闻由头的时评、专论，掀起波澜。民众因为这类数据背后的巨大贫富悬殊而产生对当政者的不满，可想而知。

　　报道中提到如此耸人听闻的数据是源自中央几个重要部门的联合调查，言之凿凿，似模似样。在人民网查证、《时代周刊》辩解的过程中，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等被最初报道引述对象的语境得以公开，他们要么否认曾经提供类似数据，要么表示数据是从网络而来，而且当时“非常流行”，让人感觉扑朔迷离，到底数据是真是假？

　　事情显然因为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交相出手、互涨声势而益发严重。人民网的报道当中，为中宣部、中央党校、国务院、中国社科院这些部门提供了“辟谣”的空间，理应偃旗息鼓，有所平息。新华社前天发出的国务院研究室的严正声明，更出人意料地拔高声调。

　　这样含糊其辞的声明，对于受众而言，其实并未达到最有效的传播效果，让人们可以直接地与澄清对象联系起来，换言之，澄清的效果没有达致最大化。由此看来，这样的澄清针对的对象并非公众，而是该部门自身和它需要面对的上司。一方面，舆论的压力迫使该部门出面表态、划清界限，另一方面，表态的目的不在于说明，而只是树立清白的姿态，利害相关人明白就好，不然再次直接明确牵涉“高干子女与亿万富豪”的话题，说不定又烧出什么火苗来。

　　从公关的角度看，心态情有可原，但这样的处理方式仍显僵硬、粗糙，由于话语不明，更引起诸多揣测。如何对待网络时代的“危机事件”，确实要有更多学习的地方。
　　而这一事件再次提醒传统媒体，在与网络媒体联动发挥舆论监督时，应该如何处理和应对网络发酵的议题，避免滥用而近乎肆意，否则最终将导致缩小自己的舆论监督空间。

　　前天在新加坡开幕的“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国际研讨会”上，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黄旦发表的主题演讲是“权力、权利与舆论监督”，谈到网络监督时，他认为目前中国所谓的网络监督经常出现循环往复的行动，但没有形成制度，其影响需要传统媒体的参与和放大。

　　这次“高干子女与富豪”事件，最集中体现的是互联网的传播能量和放大器的功能，但也再次显示出一些传统媒体其实被网络课题牵着鼻子走，失去了自我判断、求证、核实或专业处理的准则，转而成为网络议题的放大器。网络信息中，有些属于新闻通过网络形式的传播，有些则属于臆造信息的以讹传讹，混乱现象一直存在。网络是没有门槛的平台，权威媒体和杂牌、野战军的信息发布混战一团，网络间随意转贴、转载、甚至篡改都十分容易，传统媒体对网络内容的一些跟进和评论，若属于第二种，无疑愈演愈烈，伤害自身公信力。

（联合早报专栏.2009年8月9日）

“别再弄成知识分子”

Tue, 28 July 2009 18:15:46 +0800

季先生的身后事，还在喧嚣不已。你方唱罢我登场，交锋不休，不知道那些参与悼念的学子们看了会怎么想，怎么看知识分子们之间的争斗。是啊，年轻人要比人们想象的成熟得多，或许早就习惯了这种赤裸裸的利益争夺。

“别再弄成知识分子”

（2009-07-26）

● 周兆呈

去年12月的一天，和北京的一位教授在莱佛士酒店的Long Bar品酒聊天。那时，正是季羡林先生藏画流失在外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自然聊起其中的内情。教授不愿背后议论是非，但说起的一些事情，还是间接验证了一些传言。

　　老人家躺在高干病房里的那段日子，是世事洞明，还是心无尘埃，是冷眼旁观，还是无力回天，只有他自己知道。可是，我觉得老人家还是很辛苦的，形单影只，亲生儿子同居一城，13年才得以见面。如今走了以后，身边的人不断上演闹剧，纠缠不清。儿子、学生与前秘书、男保姆形成了两大派，各执一词，互相指责对方居心叵测、阴谋诡计。媒体有努力查证的，有甘为一边利用的，有被两边利用的，有利用两边的，有煽风点火的，真是一副众生相、搅动人心忙。

　　季先生看似是漩涡的中心，却只是过客。大家都是凭借他的名义，都说要维护他的利益和名声，把他当成符号并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符号的价值。但其实，这些跟他还有什么关系呢？

　　要说起来，季先生除了一直住在301高干病房、由国家当国宝一样照顾，身后事也是极尽哀荣。追悼活动由北京大学一手安排，将校园内的百年讲堂设置为灵堂，让莘莘学子们追悼致意。从新闻图片和视频上看到讲堂外学生们排着长长的队向老先生告别，神情哀伤，很令人动容。由大学组织、办理老先生的后事，显示大学与大师之间的联系，让后来者追前人治学之路，传承知识与精神，校园里的这种延续，对年轻学子来说，是最直接的教育和熏陶。

　　想起我刚进大学不久，系里的中国词学泰斗唐圭璋教授辞世，学校里举行了追悼仪式，之前我们还不知道唐先生的学问有多大，也是在当时的纪念追悼活动中，才逐渐知道他是《全宋词》、《全金元词》、《词话丛编》等巨著的编者，才了解他和大学之间的渊源，渐渐地，对词也感起兴趣来，还买了一些古籍，煞有介事地翻读，总觉得若是连词也不了解，未免愧对了与唐先生同系的机会。大学期间，给我们讲授宋词的是唐先生当年招收的第一位博士生钟振振教授，他博士毕业后就一直留校任教，讲课时不修边幅，陶醉于词牌世界，也会提及唐先生的治学和做人。

　　学术体系里的传承，就是这样的吧，潜移默化之间，先生们求学、治学、做人、做事的风格与气质，不期然地在年轻人的心里或多或少地沉淀、延伸。在北京大学那长长的人龙中，季先生的人格与气质，也一定会在一些人身上传承着。

　　两年前，在上海书城买到一本季先生的《牛棚杂忆手稿本》。书中记录的是他在文革期间的遭遇和反省，以此期待更多经历过的人，包括受害者与施害者写出内心的文字，不要让历史悲剧重演。
　　近几日重新翻看，对书中一些段落有了更复杂的感触。季先生在他的杂忆稿里，回忆当时“有一种叫做‘派性’的东西，摸不着，看不见，既无根据，又无理由，却是阴狠、毒辣，一点理性也没有。谁要是中了它，就像是中了邪一样”。现在的人根据历史资料和记录，回想当时的对立两方，一般都会如季先生所说的两派“都是一丘之貉，谁也不比谁强”，但是，“不加入一派则已，一旦加入，则派性就如大毒蛇，把我缠得紧紧的，说话行事都失去了理性。”

　　这说的虽然是文革期间的故事，可是放到当下，检视目前喧闹不已的两方，不也同样振聋发聩吗？

　　季先生平生著译约有800万字，而《牛棚杂忆》是季先生超出他的印度语、梵文、吐火罗文研究而给社会大众的贡献。他说：“我能够活着把它写出来，是我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作为一个学者、尤其是冷门专业的研究者，他的学术影响范围是有限的，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对社会、对历史、对思想的认知与思考，却是更大范围的贡献。

　　吊诡的是，在书的结语，季先生说对于“当知识分子这个行当有点谈虎色变”，希望造化下辈子“千万别再把我弄成知识分子”，以幽默调侃愤恨，以轻松摆渡沉重，直指人心。

　　季先生的身后事，还在喧嚣不已。你方唱罢我登场，交锋不休，不知道那些参与悼念的学子们看了会怎么想，怎么看知识分子们之间的争斗。是啊，年轻人要比人们想象的成熟得多，或许早就习惯了这种赤裸裸的利益争夺，适应了新媒体时代的捕风捉影、自说自话、借题炒作。我只能暗自庆幸，20年前，自己经历的那场熏陶还算单纯。
　　（联合早报专栏，2009年7月26日）

看胡汉民的民国那些事

Fri, 10 July 2009 18:17:47 +0800

以往在论及中国政治力量的斗争对新加坡华人的影响时，人们的关注点往往集中在革命派与保皇派、国民党与共产党等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两面。而胡汉民的未刊函件却提醒了即便是同一个政党，内部的不同派别之间的斗争照样延伸到这里，既有明争，也有暗斗。

看胡汉民的民国那些事

（2009-07-05）

● 周兆呈

　　听我提起要到新建成的南京图书馆去看看，朋友笑说，值得去、值得去，那里已经成了美女爱去的地方。

　　说起来，新馆建成后，我还从来没有去过。这座地下2层、地上9层的建筑蔚为壮观，藏书丰富，会展中心、学术报告厅等不一而足，而且政府慷慨地拨出市区黄金地段，交通便利，隔街相望的就是昔日的中华民国总统府，目前馆藏规模仅次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是中国第三大图书馆。

　　朋友说的没错，图书馆里面果然不少美女，或许是她们也认为知识能够让人更美丽吧，但让我觉得收获丰富、不虚此行的却是馆藏的民国文献，因为无意间在里面发现一套由南京大学陈红民教授辑注的《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内容包括胡汉民往来函电稿、手稿与演讲稿等近3000件，原本多数收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除了诸多往来文件印证当年的历史事件外，让我惊喜的是其中还有胡汉民当年与新加坡的林义顺、陈楚楠的一些往来函件，以及其亲信在胡汉民与蒋介石闹翻之后，对新加坡一些人物立场的分析与判断，由于以前从未接触，读来着实大开眼界。

　　从收藏的文献看，胡汉民在南洋和新加坡有着丰富的联络网和人脉，这也与新加坡方面掌握的史实相吻合。因此，胡汉民在1931年后开始反蒋之后，非常重视争取海外华人的支持，一度成效显著。

　　这也难怪，由于当时的南洋华人积极介入国内事务，对于中国国内斗争混乱、各自寻求声援的政治派别来说，包括南洋华人在内的海外华人的支持就成为稀缺资源，经济上需要人力财力的援助，政治上则可以争取海外华人力量的认同与配合，从而强化自身的政治合理性和社会地位，并转化为宣传力量，赢得国内民众的支持。当年陈嘉庚回国考察，国民党和共产党都高度重视，也是这个道理。

　　胡汉民与林义顺、陈楚楠关系密切，在他派遣英属南洋通讯专员林青山到新加坡时，专门致信林义顺和陈楚楠（志期1934年11月17日），希望获得他们帮助，并暗批蒋介石，称“向来在中央主持党务者，对海外党务又只以分化为事，致党的精神日益堕失”，胡汉民还说，“国势危迫甚于满清，极盼兄本过去精神，相与奋进，无任企盼”。

　　在胡汉民与蒋介石的斗争延烧到南洋时，新加坡的华社领袖们也因此出现立场分歧，各自选边，胡的旧友陈楚楠还被指为是“亲蒋分子”。陈红民辑注的文献显示，亲胡汉民的党务人员李警公邓景波报告：“新嘉坡所属计组织党部分为九分部，除第四分部及第七、九、八四个分部拥护本党主义及尊奉胡同志指导外，其余皆受蒋派的利用”；被利用及“甘为蒋派的走狗者，计有方怀南、薛木本、李振殿、王吉士、司徒兆德、郑吉悦、侯西反、陈楚楠等十余人”。林青山则报告，“竭力为独夫奔命者，有侯西反、薛木本、张叔耐、李振殿、司徒兆德、周献瑞、方怀南、郑古悦等，闻陈楚楠亦有参加；为同情正义者，李俊承、陈宾燕、陈瑞福、张芹生、林义顺、胡文钊、区冕堂、李警公、柯逢春等。”

　　看着手上赋予新加坡华社熟悉的历史人物不同政治色彩和立场的报告，这些人物的骨肉自然丰满了许多，虽然不尽然符合真正的事实，但毕竟这是当年政治形势的一种反映，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与胡汉民关系甚笃的林义顺，都是广东人。两人同在1879年出生，同在1936年去世，相隔不到两月，也是巧事。在胡汉民去世、与蒋介石的政争偃旗息鼓之后，曾经在报告中被认为是挺蒋与挺胡两派的李振殿、周瑞献、李俊承，和另三位华社领袖李光前、陈延谦、杨吉兆在1937年又合力将新加坡晚晴园从印度商人手中赎回，并在隔年交给中华民国政府管理。有了胡汉民文献的佐证，这一赎回转交的过程，应可以有更深刻的缘由解释。

　　民国那些事，当年的新加坡华人参与者众多。未来随着两岸更多资料、手稿、日记的浮现，也必能有助还原历史原貌、丰富自身的历史面貌。

　　　　　　　　（联合早报专栏，2009年7月5日）